作者：埃里克-J-拉爾森（Erik J. Larson）是《人工智能的神話》（The Myt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書的作者，致力于研究計算技術與智能（AI）方面的問題。他于 2009 年獲得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哲學博士學位。他的論文是一篇混合論文，結合了分析哲學、計算機科學和語言學的研究成果，論文作者包括來自這三個系的教師。Larson 為 Substack Colligo 撰稿。

（麥卡錫主義（英語：McCarthyism）廣義上是指用大規模的宣傳和不加以區分的指責，特別是沒有足夠證據的指控，造成對人格和名譽的誹謗。另外，這個詞語在 英語里的定義也延伸到“用不充分的證據公開指責對方政治上的不忠或顛覆，或者是用不公平的調查或指責來打壓反對人士”。這個詞語源自于1950年代以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約瑟夫·雷蒙德·麥卡錫為代表的一種政治態度。麥卡錫認為共產黨滲透了美國政府的一些部門以及其他機構。為了阻止國家被顛覆，他用大規模的宣傳和不加以區分的指責，制造了一系列的調查和聽證去曝光這些滲透。雖然很多被指控者是無辜的，但因為這些指控，當時被列入了黑名單或失去了工作。）

我們正在取得進展的觀念是非常持久的。它經受住了戰爭、金融崩潰、暴亂、丑聞、工資停滯和氣候變化（僅舉幾例）的考驗。盡管技術未來主義者也喜歡人工智能啟示錄的場景，即人工智能以某種方式 "活過來"，或無論如何利用其卓越的智能自主決定消滅人類，但本世紀更多的人在預言不屈不撓的技術進步，這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人類的普遍進步。

但是，21 世紀的實際情況卻掩蓋了人們對進步的樂觀信念。計算機的速度越來越快，人工智能的功能越來越強大，但數字技術也被用來傳播錯誤信息、進行深度造假和無情的網絡戰爭。由于 "基于人工智能 "的風險模型和交易策略被廣泛采用，金融市場似乎并沒有變得更安全。美國人普遍認為自己的信息不安全，擔心自己被監控和追蹤。正如皮尤研究中心 2015 年的一項調查所總結的那樣，"個人'數據不安全'的陰云......現在籠罩在許多美國人的日常決策和活動之上"。(酷，只是籠罩著不安全的陰云，沒什么好擔心的）。

我敢打賭，美國乃至整個自由世界的監控問題很可能比皮尤調查中提到的更嚴重。我們似乎也并不太在意，仿佛數據采集、監控和跟蹤的持續鼓點已被視為現代故事的一部分?？紤]到其中的利害關系，我們顯得異常淡定。我們似乎越來越不在乎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數字麥卡錫主義的時代。我們似乎越來越不在意我們已經回到了麥卡錫主義的時代，而遠非搭乘二十一世紀進步的火箭飛船。

二十一世紀的進步停滯不前，進一步體現在企業和政府的監控問題上，它們有針對性地、更經常地、批量地獲取我們存儲在集中式數據服務器（被誤稱為 "云"）中的大量數字數據。哈佛商學院名譽教授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等人在其2018年出版的《監控資本主義時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一書中揭露了谷歌和臉書等大型科技公司的監控模式（學者們對 "資本主義 "部分存在分歧，但對 "監控 "部分很少有分歧）。

愛德華-斯諾登和數字監控的范圍

其他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事件，如愛德華-斯諾登泄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絕密文件，暴露了當今間諜和調查機構的監控程度。監控對正常運作的民主社會是一個明顯的威脅，就像二十一世紀許多其他意想不到的后果一樣，其危險性在幾十年前就已顯現。二十一世紀迄今為止發生的故事，除其他不良后果外，就是 "數字麥卡錫主義 "的記錄。

上世紀 50 年代初，美國領導人發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 "公共服務公告 "運動，警告公眾共產主義對他們生活的顛覆性影響。20 世紀 50 年代初，右翼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對美國政府（包括國務院、白宮、財政部，甚至美國軍方）發起了一系列大肆宣傳的調查。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長期擔任聯邦調查局局長，因肆意竊聽和監視美國人而臭名昭著。

胡佛的聯邦調查局對隱私權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犯下了許多批評者堅稱今天仍在重演的濫用權力行為。憲法律師兼記者格倫-格林沃爾德（Glenn Greenwald）在2014年出版的《無處藏身》（No Place to Hide）一書中，研究了斯諾登公布的數千份美國國家安全局絕密文件。該書記錄了政府最新的監控機器，現在由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和網絡驅動。他對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等間諜機構的行動和政策以及聯邦情報監視法法庭的橡皮圖章提出了尖銳的控訴，明確指出了侵犯隱私和與隱私有關的 "錯誤 "的范圍--尤其是與美國公民有關的 "錯誤"。

竊聽電話，侵犯隱私

2000年代，美國國家安全局竊聽了Verizon公司的電話，獲取了大量的電話記錄，其中往往包括美國公民--只要他們給海外人士打電話。斯諾登發現，大科技公司也扮演了積極而持續的角色，尤其是在一個名為PRISM的大型爭議項目中。PRISM利用《愛國者法案》中的條款，從谷歌、臉書、微軟、推特和雅虎等網絡巨頭的服務器上批量收集用戶的互聯網數據，至少到2019年12月仍在運行（批評者指責它只是轉入地下）。起初，幾乎沒有大型科技公司抵制，盡管 Twitter 表示 "不會協助 "數據采集（這與不允許數據采集是兩碼事），而雅虎則在法庭上與這項任務抗爭。聯邦情報監視法》法院駁回了雅虎的訴訟請求。(蘋果公司否認曾參與其中）。

2015 年，奧巴馬政府無疑是迫于斯諾登爆料的壓力，通過了一項名為《自由法案》的修正法案。從理論上講，該法案限制了在《愛國者法案》掩護下對隱私的濫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和電子前沿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等其他關注隱私權不斷受到侵蝕的組織抱怨說，《自由法案》只是對隱蔽數字監控造成的隱私權不斷受到侵犯的一種 "創可貼"。有關隱私權態度的民意調查和研究表明，當今許多美國人要么對政府濫用權力視而不見，要么漠不關心。而正如格林沃爾德所指出的，人們的態度往往會隨著民主黨或共和黨掌權而發生翻轉。

過去的侵權行為如今已被政府間諜機構和商業企業實施的一整套監控系統所取代。二十一世紀網絡和人工智能的故事從用民主化的技術解放我們，又回到了胡佛的聯邦警察最惡劣的濫用權力的時代，只是數據捕捉和監控能力大大增強了。進步怎么了？